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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策服务,强化政策协同,推动“科创新政”落实落地——市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会议建言选萃

2018-10-26   

  10月24日,市政协举行十三届五次常委会议,围绕“深入破解难题瓶颈,推动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政策举措落实落地”开展专题监督性议政。会上,肖堃涛常委代表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作主旨发言,建议强化政策服务、协同、评估,以提高到达率、精准率、满意率,推动科创政策落实落地。针对人才引进培养、中小企业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项目评审、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赵丽佳、黄鸣、邵楠、刘纪明、刘幸偕、王秋良、方奇钟、卢慧文、屠海鸣、李卫东常委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王建平委员应邀就提高政府部门创新服务能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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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服务、政策协同、政策评估三方面加大力度

肖堃涛(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主任)

  自2015年以来,就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出台了系列的政策举措,这些政策对于改善创新创业的环境、营造创新创业的氛围、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一是覆盖广泛。以“科创22条”为统领,相继出台若干政策,覆盖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专业、产业化等创新环节,包括了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等政策工具,政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二是聚焦短板。比如,财政金融政策聚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天使投资的风险补偿,金融服务的创新;比如,创新创业环境政策聚焦支持各类研发创新机构发展,打造更多开放便捷的众创空间,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再比如,产业的发展政策聚焦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推进转制科研院所改革,等等。

  三是成效初显。根据调查显示,约六成调研对象比较了解科创的政策,科创政策实施满意度较高。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果转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及其税收优惠等政策的知晓度居前。

  科创中心建设主要政策落实落地存在的问题,因为是监督性常委会,梳理了一下有关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完善:

  一是重全面规范、轻简便易行,政策友好性不佳。出台政策时注重做加法、做增量,政策信息存在同质化、碎片化等现象,政策办理流程不够明晰、精简,创新主体的体验度、获得感不强,比如,在政策获取上存在一些偏差。科创中心主要政策文件约75件,32万字,种类繁多,信息量大。创新的主体时常会遇到政策信息的重复性、冲突性等问题,甚至获取过时的政策信息。比如,政策上的认知存在一些偏差,有创业者反映,政策信息的专业性强,同时又比较复杂,创业者和团队大多是学技术出身的,对企业经营中涉及的一些工商、税收、法律、金融等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

  二是重前瞻引领、轻开放多元,政策普惠性不足。政策的前瞻性、引领性强,但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不够,激励政策仍有限制条件,人才、税收、金融等政策的覆盖范围有限。人才政策比较重视高端人才和海外人才,对中基层人才缺少关注支持。在创业过程中,容易踩红线。比如,在政策执行上存在一些偏差,与企业密切相关的经济补贴政策,产业的扶持政策,外界人士的工作许可,长期居留等政策,一般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往往难以完全掌握,而有关部门在解释和执行中,口径的变化也比较大。

  三是重宣传解读、轻跟踪问效,政策适用性不够。政策出台后注重积极开展政策的宣传解读,但缺少对政策实施情况的分析评估,部分政策重叠、重复,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够。比如,科技金融政策较少顾及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对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满意度不高。

  四是重顶层设计、轻配套衔接,政策协同性不强。创新政策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但在具体操作实施中,缺少配套政策,政策互联互通不够,衔接性不强。比如,引进人才配套措施不全,高端人才引进中没有考虑家属的安置、子女的就学等;比如,离岗创业配套措施不全;比如,高校用人自主权的配套措施不全,政策提出高校科研院所在编制限额内可以自主地引进人才,但自主招聘政策落实的流程不透明;再比如,绩效工资激励政策配套措施不全。

  推进科创政策落实落地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强化政策服务,提高政策到达率。一是要加强政策精准推送,进一步整合政策服务项目,利用大数据针对性地推送政策信息,提供智能推荐、精准服务。二是要加强政策的咨询服务,牵头组建科技创新政策咨询服务的平台,受理各类政策咨询。三是要加强第三方专业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发展独立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形成一批专业从事技术经济发展的中介组织。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提高政策精准率。一是要注重政策统筹协调,探索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政策联席制度,加强科技政策与财税、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知识产权等政策资源的统筹协调,形成目标一致、协作配合的政策合力。二是要完善政策配套措施,针对创新政策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完善各项政策实施细则,规范政策实施流程,让创新主体更加方便地享受政策扶持。三是要加强政策精准对接,注重倾听创新主体的心声,切实把主体需求转化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

  三是强化政策评估,提高政策满意率。一是要建立科创政策评估制度,探索建立定期评估与动态评估相结合的政策评估制度,规范政策评估的关键环节、评估内容,推进政策评估常态化、制度化。二是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实地调研、企业访谈等方式,对科创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总结政策难以落实的症结,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三是要加强新闻媒体监督,推动新闻媒体介入政策评估过程,真正让科创中心相关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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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激发民企科创力量

赵丽佳(市政协常委,市总商会副会长,上海经佳文化产业投资股份有限董事长、总经理)

  上海民营企业是促进本市技术创新参与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上海先后出台了人才20条、30条以及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的行动方案等政策,并围绕着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战略,不断强化完善与落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人才的制度和执行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参会前,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了解民营企业对人才政策的感受度,通过调研,发现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用工问题。六成企业表示人力成本上升了10%—30%,社保缴纳基数每年以10%的刚性速度增长,社保总费率达工资总额的32%。

  二是人才评价问题,有3/4的企业表示,人才落户政策设置职称、学历等考核指标,使企业认可的人才难以落户。约六成企业认为,现有评价机制对经济贡献大、专业技能高的人才不利。特别是在职称考试和评定中,希望能够加大工作实际的权重。在调研中,有某互联网企业反映,有些本科学历的业务骨干,其能力远远超过硕士博士,却无法解决落户问题。

  三是实体人才问题。本市领军人才主要是科技、教育、卫生、企业创新、金融、文化、现代农业和创业八个平台推荐候选人,留给实体制造业机会太小。如2017年,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选拔的106名人才中,大多来自科研院校、卫生医疗领域,42名来自企业,仅有6名来自中小创业企业。

  四是人才环境问题。约六成企业希望,能够进一步优化人才生活居住环境。政府提供的人才补贴、公租房等优惠政策,因为办理手续烦琐、供应不足因素难以落实,超过六成企业没有享受过此政策,三成企业表示有但很少享受。

  民营企业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无论是缺位还是离席,都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须从民营企业人才政策方面进行扶持,以促进和激励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特别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降比例。社保征缴应实现规范征收与企业减负的平衡,短期可探索降低社保缴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又能提高个人收入,探索建立初创型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缓(补)缴实施办法,允许其在经营困难期间免缴或缓缴各类社保费用。

  二、优评估。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评价指标体系,参照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通行规则,完善毕业生落户和居住证户籍转换的评分标准,强化人才评价的产业导向、需求导向,进一步确立人才引进的市场主体评价权,对于紧缺的人才目录职称评定,引入社会化机构和基层一线专业人才的意见。

  三、再开发。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再开发和应用,需重点关注:投资人、技能型人才、成熟大学生的再培养计划,国企、外企研发机构人才的创业培育计划。

  四、谋发展。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环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PPP模式推进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建设人才公寓,以CMAT住宅设计模式推进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蚁族社区”,探索房租可税前抵扣方案,利用“租金变股权”的方式,降低创业青年人才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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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案办理角度看政策如何更好落实

黄鸣(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常务副主任)

  科创中心建设一直以来是市政协委员普遍关心的重点工作。十二届市政协的五年中,相关提案有130多件,自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有70名委员和4个党派团体提出近30件提案,涉及多个部门。委员的关注点恰恰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一些关键要素,这也正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带动下,特别是自今年以来,由于承办单位的积极努力,使越来越多的提案得到采纳和落实。但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内容集中、提交频次高的“老话题”提案,如:“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发展”“共享科技资源”居多。

  委员为什么“反复提、提反复”:一方面党政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面临的情况太复杂,各种困难不断产生,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都能理解;另一方面,面上工作的推动与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和调研中的具象感受存在差异。比如,有的委员反映,尽管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人才的认定评价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没有足够话语权,还有人才管理缺乏动态跟踪,所以政策实施难,具体问题多。

  从提案办理角度来看,提案的答复往往说的都对,就是不解渴,委员虽然满意,但不满足。比如,在答复文稿中表述往往存在“三重三轻”现象:

  第一是重发文件出政策、轻工作方案和落实细节。比如,对于提案中有很多提到加强科技服务产业集群发展、支持中小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这样的建议,的答复往往从重要性论述开始,从出了多少文件细则政策来谈工作的推进,但对于文件如何实施、政策怎样落地,类似这方面的交代甚少,有的答复信甚至都没有交代。

  第二是重硬件建设的描述、轻长效常态服务。有些委员提出共享科技资源,促进公共平台服务的建设,这样的提案有不少,但是答复的重点往往放在谈大装备的建设,对服务平台的常态服务常态运转、信息沟通的保障问题答复很少。

  第三是重成绩肯定、轻困难反映。几乎所有答复信中,很难看到针对困难和不足的主动反映,更缺少直面问题的思考。于是,委员在接到文字答复中,也体会到了承办单位的良苦用心,委员看似满意了,但心里不满足,对这样的情况还是要以协商民主的理念来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要在真协商上下功夫,结合提案内容和答复公开这一有利条件,及时了解提案信息,做到:

  一、进一步结合委员的需求,提高情况通报的针对性。

  二、办理答复须注重客观性。答复中既要讲成绩,也要讲困难和不足,对困难和不足应该有分析与描述,让委员能在共同协商过程中提出更多的建议,能形成更多的共识。

  三、政策评估应体现参与性。让委员在实际调研中,更多地参与科技政策的评估,通过广泛的协商,能够产生更多的共识,从而能够凝聚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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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人才落户问题开展先行先试探索

邵楠(市政协常委,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徐汇创客中心创始人)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市委、市政府为科创中心建设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全文达到32万字之多,可谓用心良苦、不遗余力。但这其中有部分政策与此前尚在有效期政策有相违背的地方,比如科创中心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与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

  此前,上海市取消了A类人才居住证,所有需要落户的常住人口,必须首先申办统一的居住证,并严格按照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管理。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提出全面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但根据尚在有效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一票否决制纳入目标管理直接影响先进荣誉、职位晋升等。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中,可以做适当变动。兄弟省市北京、深圳走在全国前列,北京市已经注意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条阻碍了北京市人才引进战略。

  2018年,广东省深圳市更新了居住证人员办理常住户口的相关规定,将原来的六条缩短为三条:一是缴纳社保;二是积分100分以上及年龄限制;三是身体健康,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活动,无刑事犯罪记录。与北京市的政策相比,更加简捷明了,更加强调年轻化,与人才年轻化战略相匹配。

  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2018年上半年,新生人口数同比下降15%—20%。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0%,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降,提高生育率成为新任务。众所周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低生育率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更是突出。

  据了解,自从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上海市居住证持有者申办常住户口做了新老划段,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不按照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处理。此改变不足以配套当前上海的人才引进战略,无法满足科技创新中心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对人才友好的需求。

  在此,我建议,科创中心建设中就人才政策开展先行先试探索,针对亟须的优质人才,尽快取消或豁免关于“无违反国家与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以及“开据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证明”的相应要求。需要一个更加年轻的上海,一项对人才更加友好的政策,一座更加包容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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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障碍

刘纪明(市政协常委、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主席)

  我就“破除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障碍”这一议题,谈三点想法:

  一是尽快实现利益合理分配。《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规定科研人员个人享有不低于70%的成果转让收益,这被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要解决此难题,除了解放思想,同时合理分配利益外,无从选择。可以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形成成果确权、成果转化等不同环境,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细则以鼓励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保障科技成果转化成功后的转化主体,尤其是个人主体收益,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尽早建立有本地特色的转化渠道。1、避免让科研人员掉入成果转化的“利益陷阱”。2、培育组建一支懂科技、懂法律、善于经营、诚实信用、高素质科技经纪人队伍迫在眉睫。3、真正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模式,教授做教授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中介做中介的事,政府做宏观调控和协调的事。建议政府加大科技成果信息公布等各类平台的建设力度,构建和推广具有上海特色的、成系统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三是努力完善免责机制。目前,国家和上海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在成果转化中,单位主要负责人勤勉尽责,且未谋取非法利益的可免除后续亏损的责任,何谓勤勉,何谓尽责,建议作具体说明。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将法律规定有关科研成果转化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单位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对于容错机制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规范的程序,项目负责人按照程序标准进行转化,就符合勤勉尽责,从而无法负担法律责任,立法应以赋权、鼓励、引领和保障为导向,不要因为法律刚性而伤害了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可以包容整个世界,想象力、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不懈动力,只有健全的产业链,建立科学合理的转化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果转化体系,实现全链条贯通、全要素组合、全社会参与,才是破除成果转化障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道路尽管曲折漫长,但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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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体制机制

刘幸偕(市政协常委,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上海高智科技发展有限董事长)

  我发言的主题是“完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体制机制”。

  首先要谈谈功能型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制约成果转化。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缺失,产品中试环节过程漫长艰辛,很多中小型企业无法独立承受。

  二、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体制机制急待优化。目前,在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器件及关键仪器仪表等基础制造、开原代码方面,都不掌握主动权。

  三、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推进速度较慢。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平台建设推进速度较慢。关键性行业研究院所和实验机构缺失,导致科研生态链不健全。

  为此,我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着力加快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实施路径和体制保障。政府购买服务,有选择地建立或恢复一些中立的、为第三方服务的产业和行业的研究院所与实验室,并适时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

  二、新建或复建的行业研究院所与实验室,应专门为共性的行业发展提供服务,成为企业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之间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与纽带,其助推成果转移转化产生的各种效益,能支持先期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费用,同时可逐步形成自主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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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

王秋良(市政协常委,市三中院院长、党组书记)

  结合司法实践,我发现上海出台的“知识产权12条”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还存在着认识不到位、宣传不到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还不到位,罚金刑的适用力度不够。从全市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来看,处罚较轻。法律规定的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数额,在实践中较多出现“就低不就高”,罚金刑的适用力度不够。

  二是知识产权中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参与调解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在实践中发现如下一些情况:1、由中介机构工作不当而导致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2、上海知产法院与各类调解组织建立诉前、诉中委托调解衔接机制,但进入诉前调解和调解成功的案件占比很低。

  三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和能力不强,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知识产权12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注重知识产权质量和效益,将知识产权管理引入进出口环节,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但中小微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欠缺,主要体现在缺乏管理机制、知识产权风险审查和评估机制。相关信息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完整的信息采集链条,无法达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目的。

  针对上述问题,我在此提三点建议:

  一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加大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力度的基础上,针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要依法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形成侦查、起诉、审判共同“严格”的保护局面,查清违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数额,从严从高适用罚金刑。

  二是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通过行业评比、监督等形式,进一步提升中介机构代理质量,做到依法规范、诚实信用,切实维护权利人的权益。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中的积极性,使知识产权纠纷更多地进入世界通行的替代纠纷解决渠道,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减少诉讼对抗。

  三是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各类企业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管控。同时,从侵害知识产权犯罪和恶意侵权两方面的信息入手,纳入公共征信系统,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失信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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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进政府项目评审更公正规范

方奇钟(市政协常委、上海奇士企业发展有限董事长)

  我发言的题目是“规范政府项目评审,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政府项目是指政策类项目、资助类项目、政府投标类项目、评优项目、各类验收项目,所涉金额数巨大,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从深层次来看,存在较大不完善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有些项目评审组织者缺乏公平公正,未能依法依规进行评审。

  二、针对评审专家没有建立诚信体系建设,没有问责机制。

  三、政府项目公布投标信息时间太短,半个月时间要让中小企业完成用户使用报告、第三方评估报告、检验检测报告、财务审计报告、银行证明等相关资料,根本来不及,中小企业只能选择放弃或让中介机构代包。

  四、缺乏对项目材料的前期审阅环节,评审一个项目只有七八分钟消化时间,会影响评审质量。

  五、评审项目通过资金到账周期长,对中小企业发展帮助有限。

  六、项目验收严重拖期。

  七、项目资金严重缺位,造成管理方、专家方、承担方责任机制缺失。

  针对这些情况,在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修订和完善政府项目评审的相关规定,明确组织者、专家的责任意识、问责意识、诚信意识,形成风清气正的项目评审体系,惠及更多的企业享受政府政策。

  二、建议政府在项目评审过程中,组织管理方、专家方、承担方责任机制,加强事中事后严格监督管理,保证政府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建立评审通过后的资金下拨时间和验收期限规定,确保企业享受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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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体制外专业人士的作用

卢慧文(市政协常委,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上海协和教育集团总校长)

  我发言的题目是“进一步落地政策,发挥体制外专业人士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作用”。

  《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中的第14条提到,“在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领域,按照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加快发展新型研发组织、研发中介和研发服务外包新业态。发挥科技类行业协会作用。”在第10条人才政策里也专门提到,要着力培养“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要引入专业性强、信誉度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等政策,这些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

  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第三方机构和体制外专业人士队伍开始成长,科创服务机构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业务拓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行业协会队伍也急需更加年轻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和发达城市相比,数量到质量还有距离,主要体现在队伍的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服务的产业光谱宽度、发挥作用的平台高度等方面。同时,因为规模和体制原因,体制外专业人员在保障方面也碰到一些现实问题,所以,“22条”里所说的加快发展新型组织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落地,才能达到预期中的政策效果。

  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很多都是以合伙人、事务所或者民办非企业的方式存在,不同于事业编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不同于国企和民企,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全球各大城市布局和开展业务,他们对城市的产业光谱和营商环境比较敏感,因此具有一定的指标性。一座城市的科技和商业越发达,对符合国际金标准的高水平第三方机构需求越大,这些机构也会发展越迅速、越成熟,服务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体制外专业人士人数虽然不多,力量却很强大。例如在香港,因为其专业服务业发达,细分了行业的评估师、交易代理人、律师、会计师,人数多、水平高,在社会上也受到尊重,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会主席就由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担任。

  在这里,我提几点建议:

  一、借力港澳优势,实现强强合作。港澳地区的专业服务行业对国际金标准更为了解,运用更加娴熟,服务产业光谱更宽,在行业的知名度信誉度较高。但跟他们沟通后,发现他们碰到的挑战是市场相对较小,发展空间不足。而上海以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则有着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和人力资源潜力,两者优势结合,效应叠加放大。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可尝试通过沪港澳合作平台延揽,使这些人才有更多机会实践国际通行规则,又能结合本地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从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二、发挥行业组织的保障功能,切实解决现实需求。“发挥行业组织功能”有多种多样,但其中实现保障功能非常重要。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例,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已有多家大型国际商业保险和上海三甲医院特需门诊完成了直付系统对接,能够为投保者提供就医体验好、服务水平高的服务。但目前只有少数大型外企有实力投保,因为投保定价和投保机构人数相关,小机构人数少,保费非常昂贵。如果可以建立机制,以专业人员协会、联谊会为平台,让会员单位联保,将大大降低费用,让更多高端优质人才享受上海便捷的医疗服务。此外,还可以为专业人士提供更多子女教育信息,降低焦虑,解决实际问题。总之,期待体制外专业人士群体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在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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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中心建设应关注三个着力点

屠海鸣(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侨联副主席,香港豪都国际有限董事长,上海豪都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董事长)

  对照中国香港和北京、广东、深圳等科技创新方面有成就的城市,上海推出科技创新政策并不少,有些还是具有领先优势,但存在角色错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重科研,不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没有打通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通道,致使大批科研成果要么不接地气,要么束之高阁。

  二是大批国有企业充当风险投资人,民营企业和自然人参与风险投资的较少,而政府对国企的考核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国家财产必须保值增值,这就决定了国企对高风险持排斥的态度。

  三是政府急于求成,不惜变引导为主导,推动科技创新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导致了一种现象,即某些人不是瞄准市场搞创新创业,而是专门瞄准政府搞创新创业,政府扶持什么他就搞什么,编一些漂亮的名头。

  上海怎么当好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我理解其定位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全球视野,二是创新驱动,三是要发挥领头羊作用,带动周边发展。

  上海科技创新的先行先试,还有很多河要过。旧金山硅谷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之地,其域内高校催生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助推创新创业,政府积极打造创新环境,高校、风投、政府三者间的高效配合构成了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应该借鉴硅谷的经验,避免国内很多地方在双创中发生的问题,发挥上海优势,走出一条好路子,为此提三条建议:

  一、发挥好大学的“孵化器”作用。一个项目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化的产品需要艰难漫长的过程,建议大学在实验室门口再安装一个孵化器,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二、发挥好风险投资人“助燃剂”的作用。最适合扮演风险投资人的是民营企业和自然人,他们应该是风投主体,建议建立一个平台让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便捷对接,能从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也愿意接受投资失败的损失,这样就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能量持久的助燃剂。

  三、发挥好政府“守护人”的作用。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监督者、维护者,建议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创新的具体事务,重点应该研究如何建立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比如,完善法律制度、出台激励措施、严格监管管理,等等。

  我认为,上海创新发展的先行先试应该关注好以上这三个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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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亟待强化一网通办

王建平(市政协委员,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政策落实亟须一网通办”。大家最近可能看到上海紧追江浙两省,把一网通办做到非常好的阶段,今天我想从以下方面汇报研究的情况。第一个是需求,第二个是谈到落实当中几种不同难办的事,还有几点建议。

  落实好上海的科创政策,是科创工作者的普遍期待,课题组做过一个专项调查,半数以上调查对象是希望政府加快从审批到服务的转变。一网通办是改革政策落实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现实中还碰到很多情况。

  一是多政策少传播,传递不通。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网上能查到的主要政策,不包括一些很细节的政策75个,30多万字,如果要想从头读一遍,20个小时,一般人读不清楚。因为是单向播放的,很难传播到你所需要的,上海目前缺少通过网络形式能尽快找到的方法。

  二是有内容无主体,操作不通。比如,“上海人才新政人才30条”第14条中提出,逐步将职称评审权下放给用人主体。但在实际中并没有明确各责任主体的权限、审批时限,从而造成操作中时间周期较长。

  三是有原则无细则,路径不通。在科创人才政策中写得很清楚,比如第9条,高校科研院所在编制内自主招人才,但实际操作是限制的,编制内操作还需要方方面面审批。这样的情况进行实际操作,从申请到后来的批准,当中还需补充材料,最后往往要一年多才能批下来。

  提三点建议:

  第一,政策需要有效的管理支撑,也需要在落实中公开透明,需要流程的再造,需要从发布者逻辑向使用者逻辑转变,让用户看得见。

  第二,政策落实需要更加强化信息对称。加强点对点的政策信息推送与服务,搭建科创政策的智慧服务平台。提升政策知晓度,便于用户获得所需政策。

  第三,政策落实亟待强化一网通办。科创政策落实要更加公开透明,要明确主体、流程、审批时间,让申请者、审批者明确自身责任义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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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整合长三角区域科研资源

李卫东(市政协常委,国家电网副总经济师、华东分部主任、党组书记,华东电网有限总经理、党组书记)

  我国最大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发挥好的优势,加强长三角区域科研资源的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的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

  我建议,上海可探索成立一个覆盖华东的科研中心机构,这个机构是在华东地区,它能够把各个科研的尖端单位联系在一起。让华东地区的企业提出需求,看看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把企业和科研机构结合在一起,让它们能够见面,让他知道你们需要,能做什么,而且能够提供一些资金、政策、人力等各方面的保证,这样能够让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真正结合在一起。

  用这个办法,可以发挥上海科研单位的先进性,用好整个长三角区域市场。现在,国家也认识到成果转化率低是一个问题,怎么能够真正做好,各个单位、各个行业都来搞科研是分散式的,应该集中起来握紧拳头。

(稿件来源:联合时报 摄影:金松)